中国虽然实现了百年来为之奋斗的工业化目标，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实现的仍然只是一种比较粗放和低层次的工业化。核心技术短缺，国内增值率不高，品牌缺失和品牌营造中的误区……这一切使得中国制造业铸造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较多地采用价格竞争和赊销策略，或是满足于利润相对微薄但回款较有保障的代工模式，由此造成了国内外市场拖欠、供货商与渠道商不平等关系问题日趋突出。更糟糕的是，在“全球化绞肉机”机制压力下，即使是这碗并不好吃的饭，也有众多其他国家与中国争食，中国制造业面临前堵后追，初步实现了“赶超”目标的中国经济不得不分出越来越多的精力去兼顾防止“被赶超”，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去争取创建更符合本国利益、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

　　一、中国工业化的环境污染副产品

　　酸雨、赤潮、光化学烟雾、种稻得镉……多少40来岁人最初仅仅是从《十万个为什么》之类青少年科普书籍上得知的词汇，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环境污染作为中国工业化最大副产品不仅在全国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公认，在全世界也颇为知名，以至于舆论哀叹之余，将诗圣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改成了“国在山河破”，民间则形象地描述为“喝得起好酒，喝不上好水；养得起胃，养不起肺；开得起好车，走不上好路”。为治理环境污染，政府和企业投入相当可观，仅北京市2010年工业废水治理设施就有481套，当年运行费用6.80585亿元；废气治理设施2468套，当年运行费用9.059亿元。当年全国财政环境保护支出总额达2441.9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69.48亿元，地方财政支出2372.50亿元；全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6654.2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6%。然而，从1980年到2010年，我国工业三废排放总体上仍然居高不下，继续深刻、大面积影响环境，在社会公众中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曾在1988年达到268.3886亿吨的高峰，其后虽然有所减少，2010年仍高达237.4732亿吨。扣除达标的工业废水排放后，不达标工业废水排放1981年高达167.8896亿吨，2010年仍有11.1145亿吨。由于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2011年，全国七大水系的398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56.3%，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15.3%，下降2.0个百分点。在近岸海域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62.8%，三类海水占12.0%，四类、劣四类海水占25.2%。

　　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有所减少不同，近30年来，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总体上一直在上升。按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在监测的330个城市中，有29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88.8%；有33个城市为三级，占10.0%；有4个城市为劣三级，占1.2%。然而，仍有太多城市空气质量没有明显提高，更赶不上公众对改善空气质量期望提高的速度，致使“PM2.5”这个本来鲜为人知的专业词汇在2011年很短时间里就几乎家喻户晓。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总体发展趋势也一直是上升，1980年为4.8725亿吨，2010年已达24.0944亿吨。

　　极速工业化造成的污染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在广东等某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格外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成为世界知名的制造业中心和全国第一经济大省：2010年，广东GDP为45472.8亿元，占全国GDP（397983.3亿元）的11.4%；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624450.5亿元，广东为73992.1亿元，占11.8%；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38827.9亿元，广东为3713.7亿元，占9.6%；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总额27101.0亿元，广东为2278.3亿元，占8.4%；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9063.3万人，广东1490.4万人，占16.4%；广东集中了全世界50%、全国70%的玩具生产；佛山一市便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建筑陶瓷产能和90%以上的知名陶瓷品牌，产品出口全国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由于广东经济奇迹举世有目共睹，早在90年代，美国大选中便出现了这样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时任总统老布什夸耀自己执政期间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竞选对手意欲杀他的风头，提出的问话是———“你创造的这些就业在哪里？是在广东吧？”在中国国内，早在80年代就有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今天，广东比近20年前老布什与对手唇枪舌剑时又进步了许多。然而，作为我国工业化的先行者，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在环境方面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相应地，广东也为此付出了更大的财政投入“补课”：2010年，广东省地方财政支出中环境保护支出为239.16亿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名列第一，比第二名江苏（139.89亿元）多71%。

　　更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成熟产业正在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这种产业转移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伴随着相应的环保水平提高，没有伴随着相应的清洁生产方式改进，这种产业转移就会同时沦为污染转移，而中西部的环境容量比东部沿海要小得多，遭受同样规模的污染后更难以恢复。

　　二、资源高消耗及其潜在风险

　　（一）中国资源的高消耗及其高增长

　　中国工业化对资源的高消耗首先表现在资源消耗量大。作为世界工厂，需要大量资源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在于重化工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更大。仅就消费量远远不如钢铁的铜而言，根据国际铜业协会（ICA）统计，2002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铜消费国，当年全球铜消耗量达到1520万吨，中国铜消费量达到250万吨，占全球铜消耗量的17%。时至今日，中国铜消费量“老大”地位更加稳固，还有其他多种初级产品消费量为全球之冠。

　　在国内资源供求失衡压力之下，中国转向扩大利用国外资源。事实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曾长期依靠初级产品出口作为贸易顺差主要来源的中国已转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某些大宗初级产品贸易收支地位逆转非常急剧。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随后的石油危机带动中国原油出口迅猛增长以来，直到90年代初，中国一直是东亚最大的石油出口国。1990年，中国出口的原油及产品仍然超过进口量的5倍。仅仅3年之后的1993年，中国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